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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文化

玄鼓山与道教渊源(上、下)

时间:2012-04-08 15:32来源:郧西天河 作者:消息 点击:
玄鼓山与道教渊源(上、下)

 

玄鼓山与道教渊源

 

【此文已经在《十堰日报》汉水版分上、下两部分发表,http://culture.10yan.com/Html/wjpdqcwh/073903158.html        http://culture.10yan.com/Html/wjpdqcwh/07452469.html

      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。“玄”,是道教的核心理论之一。当唐代道教在安徽齐云山大兴,当明代皇室大修武当的时候,有一个重要的道教圣地却被世人渐渐遗忘,她就是今天郧西县城南的玄鼓山。

  玄鼓山是鄂西北及陕南大面积地区重要的道教圣地。几千年来,频繁移民的相互交融,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,特别是面对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多种宗教的激烈竞争,玄鼓山包容万象,容纳别人的同时保存自己、发展自己。自东汉顺帝至今1800多年来,除了清朝康熙时因避康熙玄烨的讳改名为“悬鼓山”外,道教一直在此生生不息。如果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以金顶为中心的八百里武当,那么玄鼓山道教圣地就是以玄鼓山为中心的三百里道场。

  那么,1800年前,道教的源头五斗米道为何在此布道,玄鼓山究竟有何魅力而长盛不衰,真武大帝为何在此修行呢?

  一、真武修行玄鼓山

  世界上无论是哪一种宗教,其信徒崇拜对象的年龄段是固定的,如哪吒是儿童形象,嫦娥是年轻美女,绝不会出现中年哪吒、老年嫦娥的神像,但真武大帝是例外。

  明永乐初年,朱棣就审定了真武中年的形象。可在永乐十七年,他又下旨武当山要建真武童身像。大明天子既然高度重视,那为何只建真武的中年像、童身像,而不建真武的青年像呢?

  原因是,早在宋代以前,郧西玄鼓山玄鼓观就有真武大帝的青年像。

  永乐十七年(公元1419年)四月,朱棣向南修武当的总提调官、驸马都尉沐昕颁发谕旨:“其太子岩及太子坡二处,各要童身真像。”为了让沐昕能准确领会自己的意思,朱棣在圣旨中还特别提到要亲自审定画像草图,“尔即照依长短阔狭,备细图进来。”(《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》)

  长期以来,真武给世人的形象是中年型的,而朱棣要修建的却是真武大帝童身像,这是什么原因呢?专家分析,原因有三:与武当山的历史有关;与朱棣的造神理论有关;与当时的真武信仰危机更有关。

  在今天,武当山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道教圣地。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,却一路坎坷。

  武当山历史悠久,据现在的文献,武当应是春秋时设县。南北朝时的郦道元(?——527年)撰《水经注》时,把武当山记载成太和山、仙室、谢罗山,大加褒扬,“山形特秀,异与众岳”,武当山一时名扬天下。

  洞天福地是道家们苦苦修道的痴痴向往,也是道教名山的标志。然而,武当山名气虽很大,历史上曾有很多道人在此修道,但很长时间很难得到主流道家们的尊崇。在东晋以后诸多著名道家构筑的魅力无穷的天国系统——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、七十二福地中,武当山名落孙山。

  自唐代佛教兴盛以后,武当山成为一个泛宗教的场所,道教、佛教在此纷争不断。佛教说武当山是西方净土,道教说武当山是神仙之府。佛教在武当山不仅建有“碧瓦鳞布、朱栏翠飞”的“梵宫”,还在狮子峰开凿了石窟佛像。直到李唐王朝时期崇尚道教,唐太宗敕建五龙祠,才使道教在武当山能与佛教分庭抗礼。公元901年,官至户部侍郎、别号东瀛子的道教徒杜光庭抓住机遇,借着删定《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》的机会,把武当山列入七十二福地的第九福地。

  宋元时期,宋真宗封真武大帝为“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”,元代忽必烈数次降香命武当道士为皇帝祈福祝寿。虽然武当山道教的地位如日中天,但是由于道教内部的意见不一,道教经书和典籍相互冲突,以及其它宗教对真武和武当山的质疑及诘难,为道教在武当的发展埋下了隐忧。常言君权神授的皇帝们对此很担心,而声言真武大帝授权的永乐皇帝朱棣则更担心。

  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,为了证明自己当皇帝的合法性,让天下信服,他编造自己当皇帝是“真武神授”,说靖难之初及过程中都得到了真武大帝的护佑。于是,在攻入南京后黄袍加身的第二个月,他派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“祭北极真武之神”。还采取高压政策,残酷杀戳建文帝的旧臣和不同政见者。

  面对朱棣的残暴,反对者们绞尽脑汁,想出了对付朱棣的办法:既然朱棣说真武大帝护佑他,既然朱棣大修武当,那么就“釜底抽薪”,在真武大帝和武当山上做文章。

  第一,做武当山名的文章。拥武当者为了把真武和武当结合在一起,想出了一句很有名的话,叫“非玄武不足以当之”,并把这句话说成是武当山名称的来历。反对者则认为,武当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抵挡秦国的前线,“武当”与“武关”一样具有“以武挡敌之意”。远在春秋时,“武当”的名称就出来了,而那时还没有玄武或真武的信仰。

  第二,做真武出生地的文章。北宋时期,《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》记载了真武降生的一个细节:“昔有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,梦吞日光,觉而有娠,怀胎一十四月,开皇元年三月三日午时,诞生于王宫。”净乐国在哪里呢?拥武当者认为,净乐国就在武当山。而反对者则认为,《太上说紫微神兵护国消魔经》也是道教的重要典籍之一,它却记载真武生于广宁宫。就出生时间而言,《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》说真武生于“开皇元年三月三日”,而人间没有“开皇”的年号。反对者还认为,就出生地而言,净乐国地点在哪儿也不清楚。

  第三,做真武像的文章。民间有“真武神,永乐像”之说,意思是朱棣借建武当山的机会,把真武的像换成了自己的像。反对者不敢明说,就拐弯抹角地反对。《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》记载,“玄天圣祖八十一次显为老君,八十二次变为玄武”。反对者抓住这一点,认为既然真武一直在投胎,一直在变化,次数太多,形象太多,与其他神的固有形象不一样,就没有必要建神像。

  面对反对者们喋喋不休的舆论,朱棣显示出智慧的一面,采取多种方法应对:

  对于武当山名的质疑,朱棣不作解释,利用皇帝能够赐封的权力,对武当山一直大封特封,把武当山封为“天下第一名山”。永乐十三年,朱棣令礼部专门铸造“天下第一名山”的大印,着专人遣送到武当山。

  对于真武出生地的质疑,朱棣深深明白做了再说的道理,于永乐十七年四月赖建净乐宫。(《武当道教史略》)

  对于真武像的质疑,朱棣更是细心。既然真武大帝中年的座像已经有了,真武大帝又是中年成仙,按“神仙不老不死”的逻辑,就不能再建真武老年像,于是,在真武的出生地净乐宫建好之后的第二年,即永乐十七年,朱棣专门颁旨建真武童身像。

  众所周知,童年、青年、中年是凡人成长的三个过程,也是真武成长、修行、成仙的三个阶段,为什么皇帝朱棣只建真武大帝的童身像和中年像,而不建青年像呢?

  答案是,在离武当山仅仅130公里的郧阳南门堡(即今天的郧西县。南门堡在明永乐时属郧阳管辖,明成化十二年在南门堡设郧西县)玄鼓山玄鼓观内,早在北宋的时候,就建有真武的青年座像。

  北宋帝王十分推崇真武,民间修道成风。据《郧阳志·同治版》记载,北宋时,一位名叫周恭的道人从当时的道教圣地终南山南下,隐居在上津修道。得知真武大帝曾在玄鼓山修道十年时,周恭怦然心动,于是,他效仿真武,也在玄鼓山修道十年。十年间,他一边修道,一边想法设法扩建玄鼓山道观。为了让当地百姓进一步了解真武,也为了表示虔诚,周恭在三清殿两侧的墙面上刻画了24幅真武年轻时在玄鼓山修道、成仙的壁画。这些壁画明永乐时修复,在文革时被毁,1984年重建时由老艺人恢复。现在的祖师殿中,真武飞天的壁画仍栩栩如生。

  按道教理论,《太上老君历世应化图说》所载的老子成仙的变化是八十一化。而玄鼓山玄鼓观的三清殿中,主人公由老子变成了真武大帝,因为主要记述真武在玄鼓山修行十年的过程和成仙简历,所以在这儿的变化由八十一化减为二十四化。

  二、玄鼓山与五斗米道

  真武大帝、周恭等在郧西玄鼓山修道十年,原因是郧西曾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布道区,而五斗米道是道教的源头。郧西及上津大面积地区是五斗米道起源地的重要教区,玄鼓观是五斗米道的重要道观。

  中国神仙学说久远,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传说黄帝一边作战,一边学习成仙之道。战国时期,仙人、仙境、仙药传说风行,老子、庄子、杨朱等诸多道家百家争鸣,但没有形成正式的宗教。传统道教研究学者们认为,道家是个人活动,道教是群体活动。宗教是有组织的、有神职人员的、有精神领袖的,这是宗教形成的标志。

 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且几波几折。从夏商开始起到东汉初年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,道教形成已经是必然趋势,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东汉顺帝时(126~144年),太平经广泛传播,导致后来黄巾起义。起义失败后,太平道日趋衰微。

  同样是东汉顺帝时候,沛国丰人(江苏)张道陵到蜀地学道鹤鸣山中,信道者出米五斗,故称五斗米道。五斗米道以太上老君为教主,“主以老子为五千文,使都习,号奸令”,又供奉“三官”(天官、地官和水官),虽然朝廷认为它“造作道书,以惑百姓”,但它的基本教义、核心崇拜内容都与主流道家们雷同,又影响了后世道教的发展,所以在中国道教史上,五斗米道是公认的道教源头。

  张道陵创立的道教开始影响并不大,后来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修利用后,发展迅猛。再后来,张鲁杀了张修,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,五斗米道步入高峰时期,其范围以汉水中游为中轴,东至现在的郧县,西至陕西勉县,南至四川达州,北至秦岭,郧西及上津是重要的活动区。

  据《郧西县志·1995版》记载,东汉献帝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,张鲁据汉中郡,郧西县境属张鲁控制,到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年),五斗米道在郧西特别是南门堡(今郧西县城)盘踞达十年之久,而当时玄鼓山上的玄鼓观是惟一的道观。

  玄鼓山何时命名无从考证,但玄鼓山上的玄鼓观历史清晰,按正史记载及推论,据今已有1821年了。从道教角度上说,玄鼓观是中国最早的道观之一。

  三、道家为何青睐玄鼓山

  玄鼓山是道教起源地之一,又是真武、周恭修道之地。五斗米道及道家们为何对玄鼓山如此青睐?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盛行的“阴阳五行”之说。

  阴阳学说始于周易,春秋战国时大行天下,虽是道家理论,但为儒家、墨家等诸子百家所接受,对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。五斗米道布道选择郧西及附近大面积地区,道家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  星野,是古代按道家理论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重要指标。中国古代社会认为,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区域是相对应的。一句话,星野就是天上星座对应地上实地的分野。用星野的理论来审视古代郧西,也是一句话:很震撼。

  郧西直到明成化十二年(公元1476年)建县。郧西古代的历史就是上津的历史。上津古属商,上津的星野如何呢?

  《郧台志》中说:“商,故弘农郡,为周三辅,入柳一度……而郧之郧、房、二竹、保康,即锡、长利、房、庸之地本汉中郡,并宜入参。上津即商地,宜入柳。郧西分自郧、津宜入参、柳之间”。这段话意思是说,上津就是过去的弘农郡,属周朝都城京畿所辖地区,其星座对应天上的银河。按此理解,无论是地上还是天上,上津所辖郧西大面积地区都是通天达地、占尽阴阳的。

  有些道家观点认为,上津属“阴”。春秋时期诸侯林立,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晋国对上津贪馋欲滴,在你争我夺之后,终于把距离晋国都城新田709公里之外的上津据为己有,命名“晋阴”,所以正史上说上津:“上津,晋阴是也”。

  按另一部分道家的观点,上津又属“阳”。魏文帝黄初四年(公元223年),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。清末明初史学家杨守敬考证:平阳县属魏兴郡,在郧西县西北。后来由“平阳”改为“津阳”。明成化十二年,“割郧之武阳五里、上津之津阳四里置郧西县”。

  既“阴”且“阳”,是道家们修道的理想地点。而道家们钟情玄鼓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即郧西正处在中国两大地理区域分界线的“十”字交叉点附近。

  这个“十”字交叉点的竖线是地形分界线。在中国地势三级阶梯中,沿“大兴安岭—太行山脉—雪峰山”的竖线,把中国中东部地势分为第二和第三级阶梯。郧西刚好处在这条分界线的西侧。

  这个“十”字交叉点的横线是气候分界线,即“秦岭—淮河”一线。郧西刚好在这条分界线的南侧,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。

  处于“十”字交叉点附近的郧西,四季分明,雨量适中,温度、湿度和日照都是最理想的指数。如果沿地形分界线再往东则空气太湿,再往西北则空气太干;如果沿气候分界线再往北则太冷,再往南则太热。

  在古代五行学说中,东方木,南方火,中央土,西方金,北方水。郧西位于五行方位的中央“土”,既通天入地,又占尽阴阳,在道教徒的心中,这是最理想的修道地。

  四、玄鼓山通天之玄

  在道教理论中,“天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在道教信徒心目中,“天”是修道成仙之后的归宿。道教认为天界分为若干重,最初的一重叫“欲界六天”,最高的一重叫“大罗天”,是元始天尊居住的地方,仙界由低到高分为三十六重天。

  对于修道者来说,找到通“天”的捷径,就是修道的捷径。自东汉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开始起,信徒们就在寻找通天的道路。一开始,他们选择的是郧西境内的钖义山。“钖义山,县西百八十里,方圆百里,如城,四面有门,有石坛,相传列仙所居,山高水深,生薇蘅草,风至不偃,风静自摇。”(《郧台志》)为了省去通天之路的距离,道教徒们把钖义山更名为“天心山”,即“天”的中心。道教徒们认为,我们就在“天”的中心,不需要再寻找“通天之路”了。

  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,名字起大了就会带来问题。钖义山(今郧西羊尾一带)临汉江,易发洪水,每次洪水淹没农田给百姓带来灭顶之灾时,老百姓就质疑道观中的道士:“洪水成灾,‘天’的中心就是这个样子吗?”气愤的老百姓把钖义山改名“羊尾巴山”。种种诘难,搞得道教徒们很被动。

  为了找到通天的道路,道教徒们把目光重新投向玄鼓山及玄鼓山下的那条河。在魏晋以前,这条河叫里河,意思是“山里的河”。站在玄鼓山顶举目远眺,“一望平旷,二水交流”。玄,本来就有黑色的意思。道教徒们把玄鼓山黑色的石头、玄鼓山周围的环境和里河流经的地貌一结合,就搞了一个大胆的改名,把里河改成“天河”,从此,“通天之河”找到了,“通天之路”也找到了。

  为了包装这条“通天之河”,道教信徒们费尽了心思。为了使天河的名字更像,他们这样描述天河,“天河,出商洛虎鸣峪,驾山而下,过汉,如自天来”。道教讲究包容兼收,天河也“海纳百川”,一统几条河,“郧水之环城者四,曰天河,曰激浪,曰五里,曰直峪,惟天河为众水所会”,意思是天河流到玄鼓山附近时,把激浪河、五里河、直峪河等三条河都收了进来,再“经四十余里,南注于汉”。这样,“通天之河”和玄鼓山结合得更紧密。

  最能体现道教理念的,是道教徒们把天河的源头叫天桥河,“通天之桥”的意思。今天,天河的源头仍然叫天桥河,这条河所在的村叫天桥村,所属的乡镇是陕西省山阳县天桥乡。

  找到了“通天之河”,玄鼓观的道士们更有底气。于是,他们在玄鼓山的对面建起了“天池庵”。明代,郧西的士人们又借嘉靖皇帝迷恋道教的“东风”,打造了流传几百年的郧西八景之一——“天池映月”,就这样,玄鼓山的“通天之路”被道家们铺好了。

  五、玄鼓山与道教传播

  研究武当山几位著名顶级道人的修道路线时,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或现象:他们从北方到南方,或从南方到北方时,总是以郧西及上津地区为通道,比如:

  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。老子在正史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471年,在函谷关骑青牛而去。武当道教研究学者则认为,老子最后在武当山青羊桥与尹喜相见,最后一同仙去,不知所终。周昭王时尹喜为函谷关令,自从读了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后,痴迷修道,最后到武当山修成正果,成为道教的护法神,归栖于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之下,“石门石室,喜之所居”。函谷关在郧西的东北,武当山在郧西的东南。

  道教发展的最高峰是明朝,明朝最尊崇的凡间人物是张三丰。《武当道教暨神仙人物》中考证,张三丰67岁时在陕西终南山修道,77岁时南登武当,以后又多次在两地云游。终南山在郧西的北部,武当山在郧西的东南。

  真武大帝是道教信奉的神。这位神龙不见首尾的高人,不但在玄鼓山修道十年,其在凡间的出生和修道也是在郧西的南北两个方向徘徊。据《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》中载,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,北宋开宝年间,玄武神降于终南山,后来在武当山修行四十二年,最终得道飞升,成为道教的崇奉神。

  不仅道家们个体行为如此,在道教的传播上,不同时代的道教圣地也总是在郧西及上津的南面或北面交替繁盛,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。

  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年),曹操大军破张鲁后,五斗米道从汉中及郧西地区向外地传播。东晋建武元年(公元317年),其主流传播到南方广东的罗浮山,其代表人物是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。到南北朝时,北魏又大信道教,为道教完备教规礼仪的冠谦之在郧西北部的华山、嵩山修道。唐宋以后,道教的圣地总是在终南山、武当山之间变换,此起彼伏。

  无论是道家,还是道教,总是在郧西的南北部活跃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  一个重要原因是,玄鼓山不仅仅是道教的重要起源地之一,在道教的传播上,它是由南到北、由北到南的中转站。

  中国古代的交通以水路为主。西周时期,都城位于镐京(今西安附近)的周王朝为了加强对汉水流域及长江中上游大片区域的统治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打通了数条通往汉水流域的要道,其中包括“镐京—上津—汉水”这条最重要的战略通道。

  这条沟通中国南北的战略通道的起止是:从镐京出发沿陆路到蓝田、商州,再由商州到上津,然后沿金钱河水路到达甲郡(今郧西夹河),甲郡位于汉江岸边。这条高速、便捷、安全的战略通道,四季通航,周王室兴奋之余,把金钱河命名为甲水,把金钱河边的山命名为甲山,把夹河命名为甲郡。从此,上津成为由北到南的中转站,其南北东西四个城门分别命名为“达楚”、“接秦”、“通郧”、“连汉”,气势非凡。

  但好景不长。魏文帝黄初四年(公元223年),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,这位在北方长大的帝王把这条线路更改了,即前面的陆路段“长安—蓝田—商州—上津”不动,后面沿金钱河的水路路线改为陆路,沿“上津—黄云—香口—郧西—天河口”,即达汉江。

  也正是这条线路,使郧西成为“长安—汉水”这条沟通南北通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。古代地方志这样说郧西:“东连均阳,西枕金洵、南阻汉水,北抵商洛”,完完全全的十字枢纽形象。正是这条沟通南北的战略通道,加上寻道、问道者对道教起源地的虔诚向往,郧西成为道教南北来回传播的枢纽,玄鼓山成为道家四方云游的中转站。

  六、玄鼓山名称的来历

  早在五斗米道此前的五百年,玄鼓山就叫玄鼓山。玄,黑色的意思。这里山石灰黑,山形如鼓,因此名叫“玄鼓山”。五斗米道在此布道,玄武、周恭在此修道,都与玄鼓山的美名有关。

  近几百年来,郧西县城有两个标志性的景点,一个是渡春桥,一个是悬鼓观。渡春桥的名字是民间起的,自起名以来未作任何更改,自然没有异议。悬鼓观则不同,自清代把玄鼓山改为悬鼓山后,玄鼓观自然变成了悬鼓观,道士们很有意见。

  据清嘉庆《郧西县志》的记述,悬鼓观的名称来源是因为一块石头,“城西南五里,横崖百丈,崖巅古树森森,青苍云覆,悬崖下建元武庙,神座右石泉大如碗,水仅可掬,煮茶甘美异常。庙左悬崖圆磨如鼓,崖隙啣片石,不知几千百斤,空悬于隙外者大半……”意思是说,山顶上有一块石头像鼓,悬在崖上,故起名悬鼓山。

  真相的确如此吗?如果是这样,那也太不合乎常理了。就一块圆得像石鼓的石头,能让诗人唱和无数的“柳桥渡春”、文人赞不绝口的“天池映月”、富有诗意的“黄山晚照”等七大景点屈居于后吗?这里面还有一个疑问,就是《嘉庆湖广图志》上记述的明明是玄武庙,为何变成了元武庙呢?

  事实上,“悬鼓青嶂”能稳居郧西县城八大景点之首,不仅仅是景色优美的原因,更重要的是它饱含道教文化,它的大名就叫玄鼓山。玄鼓山改成悬鼓山,玄武庙改为元武庙,背后是曲折的历史。

  悬鼓山最原始的名字就叫玄鼓山,民间传说是早先在此修道的道士们起的。据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的考证,郧西和上津,远在夏朝以前就被舜封给了一个协助大禹治水有功的人,他叫契,即商的祖先。西周初年,周王室又开通了从镐京至上津的水陆两途的通道。战国时期,这里又封给了大改革家商鞅。迷人的风景,便利的交通,以及与中央朝廷若即若离的政治生态环境,吸引了许多道士聚集于此修道。这也是五斗米道在此布道的基础。道家们崇黑色、蓝色,当他们看到这座山“山石灰黑、山形如鼓”时,就起名玄鼓山。

  《湖北省建置沿革》考证的关于契治水有功被封于上津的事,也可能直接导致玄鼓山的命名。在治水的过程中,禹是主角,契是辅角,禹的父亲叫“鲧”,字玄冥,是最早的玄武。既然上津、郧西一带被封给了契,契把一个很好的山名送给老领导禹的父亲,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。

  正因为玄鼓山独特的名字,加上想复制玄武成功的模式,宋代的周恭舍弃当时的道教圣地终南山,千里迢迢到此修道,一修就是十年。明代朱棣崇奉玄武自不用说。可是,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。满清兴起于关外,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,入关后利用儒学治国,对道教虽仍予以保护,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。

  康熙皇帝虽然满腹雄才大略,但为了加强统治,大兴“文字狱”。康熙字玄烨,为了避“玄”字,当时中国许多带“玄”字的地名都改了。据《郧西县志》记载,康熙元年,上津的玄贞观避“玄”字改成了元贞观,玄鼓山改成了悬鼓山,“玄”同“悬”谐音,还契合了山崖上悬着的石头。也正是这个原因,嘉庆《郧西县志》中记述玄鼓观时,把“玄武庙”改成了“元武庙”。

  从公元191年张鲁在玄鼓山布道这一明确的记载年代开始计算起,到康熙元年(1662年)因避讳改名悬鼓山,玄鼓山的名称叫了1471年。玄鼓山改名悬鼓山后,去掉了道教的文化元素,名气大衰。文革时,千年道观毁于一旦。2010年,郧西县委、县政府广泛征求民意,决定恢复原名玄鼓山,山上的道观也由悬鼓观恢复为玄鼓观。

  七、道教文化深深影响郧西人

  郧西是古人类重要生存地。西周时期,镐京至汉水的战略通道使其通南达北。按道理,这一地区的先人们多交流,多视野,性格一定温和的。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在秦汉以前,上津人给世人的印象并不好:“俗尚朴陋,民性狡,率好楚歌,而半秦音。负背架,而多瘿哑。文事疏阔,衣食粗粝,刀耕火种,惟是农业。”郧西和上津时分时合,一衣带水,得到的评价更不好:“人民朴野,多秦音,好楚歌,劲悍决裂,力耕勤织,少学。四方寓处,醇梗相半(见《郧阳府志·风俗》)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?意思是,在古代,上津人很狡猾,很狡诈,而郧西人“劲悍决裂”,脾气毛,好斗,“醇梗相半”的意思是淳朴的人和刁钻的人各占一半。

  这是很不好的评价。幸好这只是1800多年前郧西人给世人的印象。今天的郧西人给人的印象则完全相反,性格温和,勇于开拓,善于创新。

  如果说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和你争我夺对郧西人的性格有影响,那么,秦汉以后的五胡乱华、宋金之战、宋元之战,郧西和上津更是处在战乱的最前沿,所遭受的灾难极其血腥,特别是金人和蒙古大军对上津的掳掠,对郧西人的性格影响更大。按此理论,郧西人的性格会更坏,形象会更糟。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,自秦汉以后,郧西人简直就是脱胎换骨,以温顺、团结、向上的新形象繁衍生息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

  原因很多,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五斗米道及道教的影响,特别是道教的玄鼓山文化作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,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郧西人的品性。

  《老子想尔注》是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注释本,也是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道学经典。作为五斗米道的重要教区,这本书在当时的郧西及上津是随处可见的。而郧西玄鼓山的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道士也模仿《老子想尔注》,自己创作了一篇《想想戒》,成为郧西、上津及陕南大面积地区的道学经典。这本书也一度成为这一地区教化百姓的行为准则。文中不乏经典,如“尔既为士,先宜立品”、“愧影愧襟,人将争嘾”等,用道家的观点,劝诫士、农、工、商等阶层。这篇文章经明代陈之斌发掘整理后,收录在《郧西县志·乾隆版》上。

  但是《老子想尔注》早已散失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新、旧《唐书》都未记载,《道藏》中也没收进去。于是,就有人说,既然《老子想尔注》是假的,那么,郧西玄鼓观道士的《想想戒》肯定也是假的。

  这种无端的猜想过了千年之后才被证实。清末,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内发现的古本典籍中,有《老子道经想尔注》残本,全本共五百八十行。据考证,它是六朝抄本。此残卷在1905年失窃,现收藏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,编号为“斯氏(斯坦因)6825”。

  一个是五斗米道原创的经典,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;一个是模仿经典撰写的道经,几经周折,收藏在县志中,其中的渊源,真是应了道家的一句话:“道可道,非常道!”

  不止是《想想戒》,自东汉晚期郧西玄鼓山成为五斗米道重要教区以后,特别是玄武、周恭在玄鼓山修道十年的故事传开以后,郧西上津及陕南大面积地区,道教不但是原始宗教、本土宗教,更是主流宗教,其道教文化渗透到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,它在重塑郧西人品性的同时,作为文化符号,存留在史志中。

 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进程中,始终排在道教、佛教的前面,常言“儒释道”,儒在前面。但郧西却不一样,道在前面。

  明成化十二年郧西建县。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,封建社会也是如此。郧西由郧县的南门堡升格为县,就要建学馆,学馆落成后,请明教谕(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)洪文翼撰文刻碑留念。洪文翼在《重修儒学记》这篇美文中第一句就体现了道家的观点,“道之在天下,其实原於天命之性,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,其文则出於圣人之手而存於易诗书春秋礼乐孔孟之籍……”由此可见,郧西玄鼓道教文化影响之深。

  众所周知,清朝尊佛抑道。清嘉庆元年(公元1797年),儒学宗师孔子的后代,原籍山东曲阜的贡生孔继檊担任郧西县令。这位协助剿灭白莲教主王聪儿、视宗教如水火的儒家学者,对玄鼓山的道教文化却持接纳推广的态度。在嘉庆《郧西县志》的序中,他开宗明义地写道:“人事显而易见,天道微而难知!”道仍放在第一位。

  八、玄鼓山道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

  几千年来,郧西相继出现过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、白莲教、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,但都没有改变道教一家独大的局面,其原因是玄鼓山道教的包容。

  到过郧西悬鼓观的人,会看到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:沿一条轮廓分明的山脊,这一边有祖师殿、三清殿,供奉着真武大帝、元始天尊、道德天尊等数十位神仙,而那一边却有一座观音殿,主供观音菩萨。懂得道教和佛教基础知识的人知道,同在一座山头,把佛教、道教的神仙放在一起,这是极少见的事,为什么呢?这还要从郧西的宗教发展说起。

  佛教于公元前七世纪产生于印度,东汉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正式传入中国,但不是大范围的传播。124年后,即公元191年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时,这一地区的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佛教。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,是郧西的原始宗教。

  道教是多神教派,杂而多端,没有门户之见,包容性强,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说:“道家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。”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容得下别人才能容得下自己的气魄,才使玄鼓山道教发展到今天。

  南北朝时,佛教和道教的斗争在权力的中心——中央朝廷达到白热化,但这时的郧西及上津地区,是咽喉,是要塞,是边区,道士们抱着接纳的态度,与佛教惺惺相惜,共同发展。

  唐朝初期,李唐王朝尊老子为祖宗,道家一家独大。即使这样,玄鼓山的道教也尊重佛寺。后来,玄奘取回真经,顺宗等几代帝王信佛,佛教一时达到高峰,这时的郧西又是佛教一家独大,离玄鼓山50公里外的马安白家山建有疙瘩寺,以此寺为中心,马安有一百多座大寺庙,百余年间,“马安名山僧占多”。正因为先前玄鼓山道士们的包容,佛教徒也没有为难道教徒。但是,当时的佛教寺院修建之风太狂热,玄鼓山周围山头的佛寺都建满了,不同的山头有永庆寺、清净寺、普佛寺等多个佛寺,建到最后没有地儿了,佛教徒们看到玄鼓山的风水好,就同道士们商量,想在玄鼓山上建一座观音殿,没想到这个连寺院和尚都觉得过分的要求,玄鼓观的道士们竟然大方地答应了。于是,玄鼓山上很快建起一座观音殿。

  一座山头同时存在着佛寺和道观的情况,在中国很少见。即使有,也是交替进行,要么道士撵走了和尚,要么和尚挤走了道士,同时并存的除了浙江天台山等极少数地方之外,就是湖北郧西的玄鼓山了。

  元朝中期,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,元世祖忽必烈下令:“探马赤军随地入社,与编民等(同)”。从此,探马赤军复员为民,就地定居,成为郧西的回民之祖。对于这个新群体及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,当地有许多百姓持抵制态度。这时候,道士们利用传道的机会劝告老百姓开怀接纳,许多信道的官员们也抱着接纳佛教的态度对待伊斯兰教,使郧西的湖北口、天河口等回民居住点安定、和谐。在其后的700多年中,周边回民慕名而来,不但清真寺和道观相安无事,许多清真寺的阿訇和道观的道士也成为了好朋友。

  正因为玄鼓山道教文化如此包容,郧西形成了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局面。这种在大都市才能出现的盛景在郧西存在了一千多年。只有先“舍”才能“得”,道教的包容和付出也得到了回报。鼎盛时期,上津建有玄真观、蟠龙观、仙河观等30多个道观,郧西则建有以玄鼓观为中心的弥罗观、云台观、仁威观、青龙观等40多个道观,全县总道观达300多个,规模相当大!

  九、道教为何选择玄鼓山

  当郧西史和郧西道教史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,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疑问:道教为何选择玄鼓山?真武大帝为何成为千百年来郧西百姓的主流信仰?更直白地说,道教为何选择郧西,郧西为何离不开真武?

  第一个问题概括起来说,道教或真武选择玄鼓山有先秦道家修道的原因,有五斗米道布道的原因,有阴阳五行的原因,有道教传播的原因,更重要的是民间故事中有真武曾在此修行十年的传说等,加上玄鼓山石头的颜色是黑色,“山势徘徊,有天关地轴之象”,如此风水,自然受到道士们的推崇。

  第二个问题,郧西人为何离不开真武大帝呢?除去信仰的原因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,是因为水。水带给郧西人太多的灾难,而真武大帝是排解灾难的希望。

  郧西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,是全国著名的缺水大县,虽然是副热带北界大陆性季风气候,但十年九旱。同时,郧西又是富水大县。汉江洪水泛滥,天河几乎年年涨大水,抢险救灾是郧西年复一年的工作之一。

  守着汉江和天河没水吃,且水灾旱灾轮番肆虐,缺水和发洪水的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,使郧西的先人们深深地感觉到,需要一位水神来调节。

  宋代以前,郧西本来就有真武大帝在玄鼓山修道的传说,而玄武正是北方的水神,于是,这种道教需要信徒、百姓需要水神的互补的关系形成了。老百姓特别是道教信徒,对真武大帝在玄鼓山修行这件事深信不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玄鼓山的山顶有一支没有源头的奇怪的泉水,“……元武神庙神坐右石泉大如碗,……四时不歇……”有些道教徒认为,这样的灵山,这样的泉水,也只能是水神才能配享。

  为了彻底根治天河洪水的泛滥,抱着对真武大帝的顶礼膜拜,明朝初,南门堡(后来的郧西城)官员请了一千多名工匠,建好了一条堰,叫千工堰。《郧阳府志》中《千工堰》载:“郧西县之西北不什里远,有堰曰千工。堰始于洪武居人朱社长之创造,派出于地名转精石、黑龙潭,灌溉田千余亩。”后世文人为了感谢真武大帝,吟诗作赋多篇,其中一句“寻道玄鼓山,拜水千工堰”在民间口口相传。

  千百年来,玄鼓山几度风雨,生生不息。今天的玄鼓山,迎来了发展的春天。正在建设的玄鼓山风景区,是郧西天河风景区的核心风景区,投资4亿元,规划面积4.8平方公里。天河风景区是郧西继五龙河、龙潭河之后创建的第三个4A级风景区,2011年底通过国家4A级验收。在这个风景区中,最抢眼的标志景点是高达39米的真武青年鎏金铜像,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真武大帝铜像。如果说武当山金顶是真武大帝在人间的位所,那么,玄鼓山上的玄鼓观是真武大帝在人间最漂亮的行宫!

  附:玄鼓山道教大事

  东汉献帝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,张鲁控制郧西,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,玄鼓山玄鼓观是当时郧西的道观。

  东汉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年),曹操灭张鲁,郧西属魏。

  魏文帝黄初四年(公元223年),上津建平阳县。

  公元501年,郦道元到上津及锡义山,笔下多相关记录。

  公元574年,北周武帝灭佛,道教大兴。民间传说真武修行玄鼓山十年。

  北宋初年,玄鼓山玄鼓观建玄武青年像。后来,周恭从终南山到上津,又到玄鼓山玄鼓观修道十年。

 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(公元1014年),改玄武为真武。

  明成化十二年(公元1476年),郧西建县。玄鼓山名列郧西八景之首,曰“悬鼓青彰”。

  明永乐十七年(公元1419年),武当山建真武童身像。同时,郧西修复真武青年像。

  康熙元年(公元1662年),上津玄真观避讳“玄”字改名元贞观,玄鼓山改名悬鼓山,玄鼓观改名悬鼓观。

  2011年10月,悬鼓山复名玄鼓山,悬鼓观复名玄鼓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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